《危機中的黑人男孩:修正錯誤的司法係統
在本係列中這本書名為《危機中的黑人男孩》(Black Boys in Crisis),標題很貼切。我強調了黑人男孩今天在教育中麵臨的問題,並提供了明確的步驟,引導我們走出危機。
卡裏夫·布勞德的故事引起了全國的關注。2016年1月,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用他的故事作為《紐約時報》一篇文章的開頭華盛頓郵報》題為“為什麼我們必須重新考慮單獨監禁,”他在信中說:“美國是一個有第二次機會的國家,但單獨監禁的經曆往往削弱了第二次機會。那些成功脫離困境的人往往難以保住工作、與家庭團聚以及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成員。”
布勞德死後,奧巴馬委托司法部對單獨監禁的做法進行審查,並采納了他們的一些建議,包括:“禁止青少年單獨監禁,作為對低級違法行為的回應,擴大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,增加單獨監禁囚犯在牢房外的時間。”
奧巴馬的指示應該受到讚揚,但要解決關押黑人男孩的問題,還有很多工作要做。首先,財政激勵應該從執法和司法係統中去除。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,但它仍然是美國伸張正義方式中令人深感不安的一麵。舉個例子,2009年,兩名賓夕法尼亞州的法官,Mark A. Ciavarella Jr.和Michael T. Conahan在所謂的"孩子換現金"醜聞中被起訴。法官們從賓夕法尼亞州一家私人青少年看護機構收取了超過250萬美元的回扣。
因為這個機構是營利性的,如果他們得到更多的年輕後衛,他們就會在經濟上獲利。科納漢法官最初獲得了私人設施的合同,同時關閉了州立設施。恰瓦雷拉法官參與了對青少年的判決。眾所周知,他會做出異乎尋常的嚴厲判決,會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將年輕人送進拘留所,比如非法闖入未使用的建築,以及在Myspace上嘲笑一名學校員工。他把孩子送進拘留所的比率遠遠高於該州其他地區。
盡管法官Conahan和Ciavarella當然,問題的根源在於司法係統的私營化。私立的、以營利為目的的監獄是根據囚犯的數量來賺錢的。如果囚犯是一種商品,那麼這種製度被濫用是很自然的。
另一個平行的問題是執法係統的盈利性。例如,在紐約市,警察每個月必須進行的逮捕和傳喚的數量是有限額的.由於他們經常被送到非裔美國人聚居的社區,這就構成了種族主義。當一些少數族裔警察抗議時,他們“經常被拒絕加班和休假,被降職到卑微的崗位,並最終因為沒有完成配額而受到解雇的威脅。”在這種以經濟手段來逮捕黑人男孩的動機被取消之前,要降低他們被監禁的比率將變得非常困難。這些問題必須在最高政治級別加以解決。